【編者按】汪成為，1933年7月生，寧波奉化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計算機領域首席科學家，８63國家高技術計劃信息領域智能計算機專家組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常任委員。1950年就讀于北京師大附中。
2004年6月，在世界高性能計算機TOP500排名中，曙光4000A位列第十，提高了國產服務器的技術含量和國際影響，使中國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后第三個能研制生產10萬億次以上高性能計算機的國家。當2004年6月29日一位先生在人民大會堂宣讀“曙光4000A”的鑒定結果時，他心潮澎湃，激動之情難以抑制。
他，就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兩院院士汪成為。作為國家“863”智能計算機專家組第一任組長的汪成為，他不僅是這個輝煌時刻的見證者，也是中國高性能計算機的奠基人之一。
汪成為，1933年7月生，寧波奉化人，計算機科學家，長期從事電子計算機及人工智能研究。他曾榮立一等功，獲全軍英模榮譽獎章，還曾擔任過國家863計劃信息領域首席專家、信息領域專家委員會委員、智能計算機專家組組長、國家863計劃專家顧問組副組長、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fā)展規(guī)劃(973計劃)專家顧問組成員、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F(xiàn)任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主任，中科院計算所理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國防大學兼職教授。
富春江畔 流浪少年
汪成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中國典型的知識分子。由于父母希望他弟兄三人長大后能將所學的知識和技能全部“為民所用”，所以便給他們分別取名為：汪成為、汪成民、汪成用。父母“為民所用”的思想，后來成了汪先生一生的追求。
汪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正處于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淪陷的上海，他飽受過日本鬼子的欺辱；在顛沛流離的歲月，他經受過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煎熬。他第一次真正接觸下層勞苦人民，是在他11歲那年。
那是1945年，外婆要將11歲的汪先生從上海送到浙江的叔叔家，托了個跑單幫的家伙領他上了火車。汪先生一上火車，那家伙便將他“拋棄”了。身無分文的他后來只好流浪在富春江上。想一想，1945年，戰(zhàn)亂動蕩的年月，交通不便、電訊不通，一個11歲的小孩子，身無分文，在一個舉目無親、陌生無助的環(huán)境，該如何應對呢？好在他聰明、伶俐、勤快，每日在船上幫人打工，買炭、背米、生火、做飯、刷碗……惟一的要求，僅是希望給口飯吃。其間，上海的外婆以為他早已抵達浙江叔叔家，而浙江的叔叔又以為他仍留上海，直到一年后，叔叔方知道他失蹤了。于是，叔叔順著富春江沿岸，一路尋來，才僥幸在船上找到了骨瘦如柴的他。
這一年的流浪生活，令汪先生終生難忘。這不僅使他真切地體驗到了平民的疾苦，而且還培養(yǎng)了他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平易近人、自信沉穩(wěn)、勇于挑戰(zhàn)的性格。
刻苦學習 獻身國防
1950年，汪先生隨父親來到北京，考入北京師范大學附中。由于他是插班生，不能住校，只好走讀。他家住在西四的北邊，而師大附中在和平門，為了參加早自習，他每天凌晨4點準時被小鬧鐘叫醒，然后一手挎著書包，一手提著小燈籠(因為當時的北京這段路還沒有路燈)，獨自一人從西四走到和平門，途中要走一個多小時。天天如此，風雨無阻。也就是在此時，培養(yǎng)了他后來每天凌晨4點準時起床學習或工作的習慣。
中學畢業(yè)后，汪先生報考了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1957年，汪先生大學畢業(yè)時，學校領導給他三個方案任他選擇：一是到莫斯科深造，二是在北京挑選一所大學任教，三是到國防部五院工作。
由于從小受父母“為民所用”思想的影響，汪先生當即表態(tài)，他愿到國防部五院工作。因為他聽說國家要搞原子彈，所以，很想將自己所學的知識“為民所用”，盡快為新中國的國防建設出一把力。
就這樣，汪先生去了國防部五院，成了一名軍人，并被分派去學習計算機。計算機是前蘇聯(lián)給的，盡管是一臺模擬計算機，但它是用于中國國防上的第一臺計算機。由于他勤奮學習、刻苦鉆研，很快成為這一領域的技術骨干。
戰(zhàn)略眼光 拒絕誤區(qū)
善射者所以成名，不在其箭，而在其“的”。
1986年，汪先生受命出任“863”計劃智能計算機專家組組長。此際，正是日本第五代計算機——智能計算機風靡全球之時，不少國家跟風仿效，一時間研制第五代計算機成為國際潮流。
中國的智能計算機研究該何去何從？汪先生帶著這個疑問親自帶領專家組的成員走訪了日本從事第五代計算機研究的實驗室，并和主持研究的日本科學家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貋砗笏指锌?，連該實驗室自身都不用其研制出的機器，這樣的研究還有什么意義？于是他與幾位專家探討后果斷提出，“根據(jù)世界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趨勢和中國的國情，我們不能盲目地跟在后面走日本‘五代機’的路”。
這個觀點立即招致一些質疑。有人說中國不走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的路，又走什么樣的路？特別是此時他已擔任“智能計算機”主題專家組長，而當時計算機界流行的看法認為智能計算機和五代機差不多就是同義語。
為了對國家和人民負責，汪先生與他的專家組進行了多番考察和推論，他們始終堅持認為，中國決不能走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發(fā)展的道路。接著，他又帶領專家組對中國的智能計算機研究重新定位，確定了中國智能計算機發(fā)展的第一個戰(zhàn)略目標是在國際主流平臺基礎上，研究面向智能運用的高性能計算機，把高性能和高性價比放在突出的地位。
后來的事實證明，當年許多仿效日本搞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究，開始還熱火朝天了一陣，到后來都“無疾而終”了。甚至連日本第五代計算機的負責人，后來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認，他們第五代計算機的路并沒有選好，也無法走下去了。
管理學上說，領導是要決定做正確的事(Do right things)，而不僅是決定做事的正確方式(Do things rightly)。也就是說，領導的主要職能是把握住大的正確的方向、作出明確的規(guī)劃和指引，而無須凡事都親力親為。汪先生通常能夠在最關鍵的時刻作出最明智的決策，控制住全局。難怪原國家科技部部長朱麗蘭女士會對汪先生作五個字的評價：“戰(zhàn)略科學家”。
頂天立地 科技帥才
什么才叫科學家？在許多人眼中，科學家通常被定格為一個戴著厚厚的眼鏡，不茍言笑，只會埋頭于經卷，不諳世事的“腐儒”。這其實是對現(xiàn)代科學事業(yè)和科學家的極大誤解。與此相反，在我們面前的汪先生開朗、健談、幽默、風趣、機智，他既會唱“跟著感覺走，緊抓住夢的手”的流行歌曲，亦會唱“自那日朝罷歸身染重病”字正腔圓的京劇。他可以為探求一個科學問題的答案徹夜不眠，也可以為了說服同事娓娓而談，直到雙方達成共識。他身上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科學家的優(yōu)秀素質。
進入20世紀90年代，計算機已不僅僅是一門科學技術，更是一個產業(yè)，國際上形成了超過1000億美元產值的生產規(guī)模。而我國的計算機產業(yè)當時還十分薄弱，每年產值只有十億人民幣左右，在世界上所占比例和份額尚不足1%，根本沒有形成規(guī)模經濟。如何將中國的計算機技術實現(xiàn)產業(yè)化？汪先生又給自己出了一道新難題。
經過長時間的斟酌，汪先生與李國杰等專家提出了“頂天立地”的戰(zhàn)略方針。所謂“頂天”，是指在技術上要有所創(chuàng)新，搞出一批在世界上領先的高技術；所謂“立地”，是指技術發(fā)展要扎根在產業(yè)的土壤中，為產業(yè)服務，為高技術企業(yè)成長服務，以實現(xiàn)產業(yè)化為目標，要在產品和產品的應用上創(chuàng)造出較好的經濟效益。簡而言之，就是“技術頂天，應用立地”。二者互相扶持、互相促進，在當時的“863計劃智能計算機系統(tǒng)主題”形成“三足鼎立”之勢：“一足”是以“曙光”計算機為中心的150個科研項目，“二足”是以年輕人為主的理論攻堅隊伍，“三足”是以創(chuàng)造經濟效益為目的的商業(yè)生產基地。按照汪先生與李國杰等專家提出的“頂天立地”的戰(zhàn)略方針和“三足鼎立”的具體規(guī)劃，有關智能計算機的研究開發(fā)工作，在全國40多所大學和30多個研究所以及企業(yè)中積極開展起來。
為了盡快打開市場的缺口，1992年，汪先生領導專家組和深圳市有關部門合作率先在深圳舉辦了“中國智能計算機成果展覽會”。這是“863”高科技成果在國內首次公開亮相。由于準備充分，所以展覽格外引人注目，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在當時還沒有完成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中國，一個科學家能夠做出這種策劃，足見其思想和眼光超乎尋常。
與此同時，專家組在北京克服種種體制上的困難組建了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fā)中心，在深圳建起了一個商業(yè)化的生產基地，成立了一個研究所和一個公司。此后，在專家組支持下，一個又一個研發(fā)團隊帶著自己的技術，以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成立起高技術公司，成為我國信息產業(yè)的生力軍。其中有些已在國內甚至國際市場上占有了相當顯赫的地位。
錢學森曾多次和汪先生談起培養(yǎng)“科技帥才”的話題，并指出：“科技帥才應是一批工程師加科學家加思想家，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痹阱X老的眼中，汪先生就是他最中意的科技帥才之一。
心系民族 海納百川
雖然汪先生是大家公認的計算機科學家，但他從不以“家”自居，他總是說：“我不過是一個想為國家、為人民多做點事情的普通人?！?/span>
他在《中國工程院院士自述》一書中，曾寫下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歷史是人的群體運動在時空中留下的軌跡。在我所干過的一些‘系統(tǒng)’或‘項目’中，凡成功者，都是‘團隊’的功勞，都是因為得到了老一代科學家的指點引路、同代杰出科技工作者的鼎力相助、后起之秀的無私奉獻，都是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合力效應?！陧椖客瓿珊蟮脑u獎時，也許把某某人列為‘排名第一’，那是對‘功績’形式化處理后的粗糙之處，別以為自己真該當‘老大’了。我們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極其有限的，偉大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群體在時空中留下的軌跡，那才是永存的歷史。”
他常常說，不論是做計算機系統(tǒng)，抑或是干其他事情，團隊合作精神很重要。任何一個Team Work，不是靠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完成的。作為一個領導者，不僅要會做漂亮的“珍珠”，更要學會做非常漂亮的“項鏈”。而項鏈上的珍珠未必每個都需要由你親自做，你只要采擷各方面的珍珠，然后想辦法將它們串起來(綜合集成)就能做出最美的項鏈。正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在研發(fā)面向智能運用的高性能計算機時，他緊緊抓住兩點不放。
第一，想方設法，把全體專家緊緊團結在一起，心往一處使，用群體的智慧和力量去克服工作中出現(xiàn)的各種困難和矛盾。因為他深信：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可能完成宏偉大業(yè)。
第二，為了確保主要目標的實現(xiàn)，他提倡“在限制條件下求出最優(yōu)解”，對一些不該上和可上可不上的項目，堅決“割愛”，絕不徇私。他也知道，中國的專家普遍缺乏經費(特別是當時)，砍掉某個項目，就等于斷了相關專家(其中多數(shù)人還是他多年的同事或好友)的“生路”。但他更清楚，中國還是一個窮國，國家撥給智能計算機組的經費是極其有限的，如果什么研究項目都一哄而上，把僅有的一點錢都拿來搞平均主義，到頭來什么事情都辦不成，那就斷了我國智能計算機的“生路”，甚至整個計算機技術發(fā)展的“生路”。只有集中人力、財力和物力，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的計算機才可能闖出一條路來。
因此，每次開會他都說：“我們是來搞建設的，不是來分房分家分財產的，是‘建房小組’，不是‘分房小組’。希望大家以國家利益為重?！倍?，他首先明確表態(tài)：他本人和他所在的研究組，不再申請“863計劃”的一分錢！盡管這個決定對他來說是相當痛苦的，但為了保住重點項目，他還是這么做了。
嚴于律己 壯心不已
清華大學史元春教授對記者說，汪先生無論是學識，還是人品，在業(yè)界都是有口皆碑的。
汪先生的工作很繁忙，一般不接見外人，他總是在每周五的時候就將下周的工作安排好，倘若你有事情找他，一定要提前跟他預約，如果你是臨時插進來的，那么很抱歉，他本周的工作已經安排好了，恐怕勻不出時間。如果你已經跟他約定好了在某個時段見面，那么他一定會遵守諾言。倘若你約定的時間與某位高級官員約定的時間有沖突，他一定會選擇第一位先來者，絕不會根據(jù)官職大小和級別來定奪見誰或不見誰，對所有來訪者他都一視同仁。
他很喜歡清朝詩人袁枚的一首詩，“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似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睙o論是在科研中還是生活中，他總會不停地自省和反思，嚴于律己，精益求精。難怪在2000年人人都歌頌和看好計算機發(fā)展的時候，他能夠清醒地洞悉“計算機之所以能迅猛發(fā)展，原因就是存在許多可改進之處”。
有記者曾給汪先生寫過好幾封信，請求采訪他，但他一直都婉言謝絕。他說，不是我低調，也非我謙虛，因為我深知IT發(fā)展迅猛，計算機是年輕人的事業(yè)，老年人應該主動讓賢、淡出，少發(fā)表“宏論”，對人對己都有好處。同時還作了一個對比說，如果我是一名中醫(yī)，那么是越老越吃香，但是IT事業(yè)卻剛好相反，我現(xiàn)在年紀大了，應該把機會留給更多的年輕人，建議你們去采訪那些年輕有為的新生代科學家。
正是因為他時刻有一種緊迫感和危機意識，所以從來沒有懈怠過對新知識的學習。他對前沿技術發(fā)展非常敏感，對最新的軟件、硬件、網絡和應用技術都了如指掌，說起來頭頭是道。他總是能夠跟蹤最新的動態(tài)，并與世界接軌，然后作好規(guī)劃與戰(zhàn)略。譬如，他會關注美國白宮直屬的HECC(High-End Computing and Computations)計劃和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劃機構（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DARPA）的最新動態(tài)等。清華大學的楊士強教授說，他開始關注PITAC(Presid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美國總統(tǒng)信息技術顧問委員會)的文件完全得益于汪先生的啟發(fā)：一個科學家必須了解世界上的各個強國都在關注什么，必須掌握世界競爭的態(tài)勢。
“壯心未與年俱老”，讓我們祝愿汪先生健康長壽、再創(chuàng)輝煌！
（轉載自《心系民族計算機產業(yè)的戰(zhàn)略學家——汪成為院士》，作者吳曉桃）
招生
留學生
AP項目
附中
數(shù)智
數(shù)字
辦事
回到